文
鱼雁
您好，这里是鱼雁日记。今天想为大家分析一下我很喜欢的两位名家的代表作——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与杜拉斯的《情人》。
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说是必然有联系，因为王小波一直对杜拉斯的小说推崇备至。
王小波先生自己也曾说：“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读过道乾先生的译笔,就算知道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
王道乾先生所译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被称为“中西合璧的艺术结晶”，名副其实。
这本译文，集杜拉斯天才的艺术造诣，和王道乾先生汉语言文化的诗歌感、节奏感、韵律感于一体。
把一本艺术感浓厚的外文小说，翻译成如诗歌一般美妙的艺术品，可谓浑然天成。
也难怪王小波发出这样的感慨：“凭良心说，除了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几年没读过什么令人满意的小说。”
读《情人》的时候，如在读少女的呓语，其实却是老妪的回望。
我一直觉得，杜拉斯想做的，是用这一生，过完其他人几辈子才会体会到的丰厚。
在杜拉斯70岁那年，追溯她生命里的中国初恋，欲望在年老如她的笔下，却流露出触手可及的本真，就此成就了一本《情人》。
接下来我将从四个方面，浅析这两本名作相似之处背后的必然性。
王小波对杜拉斯推崇备至、捧上神坛，不仅有语言与灵魂上的相契合，更有成长经历与生活背景，铸就了这两个灵魂的必然相遇。
1.“叙事空间”的荒诞与“人物”的叛逆
二人的类似的成长环境，和在环境中生长出来的性格，是王小波契合杜拉斯灵魂偶然中的必然。
他们的成长环境虽然相隔万里，远跨重洋，但时代背景的无力，其实却是如此相似。
杜拉斯成长在20世纪初的法属殖民地，在征服和被征服为主题的殖民社会中。
也在家庭环境的压抑与阴影下，在大哥的暴虐、母亲的不管不顾与放纵之下生长。
杜拉斯一直试图反抗却无力抵抗，由此生长出偏执反叛的个性。
而王小波，他青年时代的成长轨迹，是在知青上山下乡等运动的时代大背景下曲折前行。
在年代的“非理性”世界中，王小波不得不也选择了一条张扬自我、特立独行的存在方式，这也是他小说中塑造人物的主要特性。
正如他们的小说所反映的那样，荒诞和非理性的成长环境在他们的生命体验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杜拉斯和王小波是在现实社会里成长出的两个叛逆的灵魂。
叛逆是二人的生存之道。
基于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理解，杜拉斯和王小波将自己成长的环境落实到了作品里的空间。
也将自己从小生长在性格里的张扬，作为一种追求融入了人物性格里。
由此，诞生出《情人》和《黄金时代》这样的半自传性的，透着荒诞叙事空间的半虚构文学成果。
2.主人公的“存在感”疑惑
看《黄金时代》的时候，我一直对有一处“重复”感到疑惑。
那就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关于王二与陈清扬“是否存在”的讨论。
我一度不解：人的存在难道不是客观事实吗？这里的存在是我所理解的存在吗？人为什么会对人的存在感到质疑？
在情节中比如，陈清扬找王二是因为本质上是为了讨论她的存在；王二为了更好地存在，跑到了山上，却又因为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回到了山下。
后来通过不断理解与查阅资料我发现，这里的存在感疑惑是真实存在的。
在某些社会背景下，人们甚至会对自己是否存在而发出质疑。
《黄金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所生活的十五队，是当时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非理性社会的缩影。在十五队里，人们乐于迫害他人，在对他人的摧残中享受着病态的快乐。
陈清扬被当做“破鞋”，而王二被当做“坏分子”。
这里的人虽然是人，但却丧失了人性，他们都沦为集体主义下，无意识的奴隶。
就像《霸王别姬》里，再相爱的两个人都有可能在集体主义压迫下反目成仇，人们在是非不分的非理性荒诞下，不再拥有独立的思维，怀疑起自己是否存在。
而杜拉斯更是如此，童年生活在病态家庭之中，沉迷于畸形狂欢，更有对女性地位的压抑，所有的一切都迫使她成为最底层的被压迫者。
生存的压力，让利益取代亲情成为家庭的纽带。
她爱上了中国男人，却在母亲问起她是否只是为了他的金钱时，她却毫不犹豫点头。
母亲的病态、大哥的暴虐、小哥哥的懦弱，使得杜拉斯的被压迫在日复一日的争吵、打骂中演化成了没有穷尽的痛苦。
杜拉斯想反抗，却只能压抑在心里，她想写作。
她不想继承父业，她对母亲说：“我要写作……总有一天，我要写作。”
与王小波一样，对存在感的疑惑伴随他们的童年与青春，最后也融入进他们的作品中人物里。
一个人的存在，却伴随着对自己是否存在的疑惑，这是一个时代怎样的悲哀。
3.女性地位的主导与张扬
资料显示，在传统文学的男性话语体系当中，女性一直都是“他者”和“被看者”形象，在男女关系中一直都是被支配的对象。
尼采也曾说：“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自己。”
那时人们向来把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甚至达到了只有男主人公出现，女主人公才有其存在价值的地步。
可杜拉斯大刀阔斧砍断了这一切不平等。她写女性力量，她挖掘自己，把自己作为真正的女主人公，去衡量整个周围。
她在感情里，在与中国男人的恋爱中，她永远处于主导，她主动、热烈、张狂，反而是中国男人的瘦弱，不断在小说里重复。
在《黄金时代》里的陈清扬也是如此，她丝毫不在意别人说她是“破鞋”，她说她讨厌的是使她成为“破鞋”那件事本身。
面对支配人的社会体系，两部作品里的女主人公是从不屈服的。
自我张扬的渴望，也使得她们在恋爱关系中，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主导力量。
4.时空跳跃的“情绪化叙述”
杜拉斯在谈到小说创作时，也说“小说要么是诗,要么什么也不是”。可见，小说诗化对于小说自身的创新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也说过：“带有一种难忘的韵律,这就是诗啊。”
正如法国新小说的前驱们指出的那样，小说正向诗的方向改变着自己。
王小波曾评价《情人》说它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读时，你会有极大的震撼，但再带着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
比如《情人》里对湄公河畔渡船场景的回忆：“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
女主人公渡河时的形象，在小说的开头得到了不断的重复，与如同呓语般的时空跳跃的回忆。
但这样看似随意的情绪化语言，却是在反复调动与修改后的成果。
从中隐隐展现着女主人公对这次湄公河一遇，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也透露着这次与那位中国情人的相遇对女主人公一生的命运，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王小波评价这种写作方式时说，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做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
我曾为这句评价感到深深的震撼。
许多人不懂杜拉斯，但王小波不仅懂她，更懂她想要表达的方式。许多人眼里的随意的重复，在王小波这里却读出了艺术，想必这就是灵魂契合的相遇。
王小波这里所说的叙事逻辑，被称为情绪逻辑。
也就是说，作者的叙述常常被情绪所控制和左右。在叙述一件事情时，由于情绪的波动，而转入对其它与之相关的人物或事件的叙述，从而使得作者的叙述，不断偏离然后又回归叙述。
在《黄金时代》中，这一点也被很好地吸收运用。
王二与陈清扬的相处过程，经过了不断的时间上的调动重组，却其中暗含因果逻辑，构成一种时空跳跃的艺术感。
杜拉斯在创作《情人》时已经年过七十，历时多年，反复修改。每一段、每一句都重新调动重组过。
王小波创作《黄金时代》也是一样，二十岁写，四十岁才算满意。
可是也正如王小波所说：“我们一点都不亏……有了这样的小说，阅读才不算是过时的陋习———任凭你有宽银幕、环绕立体声，看电影的感觉，终归不能和读这样的小说相比。”
仅以本文致敬两位名家，怀着对文字忠诚的敬畏与对人生深厚的理解，带来这样两部有着“立体声”的小说艺术。
作者简介：鱼雁，十点读书、洞见、读者等多平台作者，用文字让生活更有力量。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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