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舍
“雅舍”是抗战时期在四川北碚的一栋不起眼的民房，现在已经变成颇有名气的重点文物了。那栋破房子，虽已随着物换星移不复存在了，可是在那房子里曾发生的事情，和曾住在那栋房子里不平凡的主人，以及他的人品风格和他对文学的贡献却传了下来。因此，“雅舍”这个名字也就跟着不朽了。高楼大厦可以倒坍，名誉可以被诬蔑抛入粪坑，但是思想和精神上的价值是无法消灭的。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想写下一些我在雅舍的生活片断，都是芝麻蒜皮的日常小事，可能有助于填补关怀雅舍的人心中的一些空白。 我在电脑前坐下，面对着空白屏幕，打下“雅舍”两个字，脑子里浮现出无数个画面。我闭上双目，让那片段的景象如电影般在我脑中掠过，不是黑白的，是有声有色的噢！我的这个快要报销的脑子居然还存有64年前的老档案夹，里面资料还不少呢！让我慢慢地写下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和嗅到的一切吧！ 雅舍没有厕所，也没有浴室。我和母亲、大姐、哥哥四人于年从沦陷区北平长途跋涉去找父亲，抵达雅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学习如何上厕所。雅舍有特备的罐罐，那是一个高约一尺直径约八九寸的棕色陶瓷罐罐，两边各有一个耳圈，上面拴着一根粗麻绳当作提手，罐口上面有个木盖。这个罐罐就放在卧室门背后，旁边放着一沓草纸。打开木盖一看，不是空的。我没有选择，入乡随俗吧！日久，养成了一个习惯，先闭住气，再打开木盖，不要看，就没事了。我哥哥适应能力比较差，他不喜欢罐罐，常跑到后山荒野树丛中解决问题，但是必须要负责善后，他也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后来，他想出一个绝招，就是叫家里养的两条狗陪他一同上山，帮他处理善后。可是两条狗都太性急，嫌他太慢，他还没完事，就跑上前去争食。这下子可把他治了，从此乖乖用罐罐了。 父亲后来曾讲过一个笑话给我们听，这不是我亲眼见到的，因为我住校不在家，但是我相信不假，父亲还不至于杜撰如此滑稽突梯的笑料，而且母亲也没有更正过。父母亲和朋友们常做方城之戏，一日，红中白板的正打得不可开交，一位女士要如厕，父亲告之门后有罐罐，可自去解决问题。第二天，女佣人黄嫂哇哇大叫，原来她炖了一罐红烧肉，没处放，又怕老鼠偷吃，又怕狗打翻，于是放在卧室门后暂存过夜。没想到第二天打开一看，上面浮着一张草纸。 洗澡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我们的饭厅权充浴室，用一个木盆打盆热水，连擦带洗也就达到洗澡的目的了。只是用水必须节省，否则，黄嫂会大声用川语责骂。起先听不懂，被骂次数多了，自然就悟出来了。我们被责骂是应该的。 我们有个水工，老王。他的职责就是打水，此外啥事不做。他每天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大木桶到几里地外的嘉陵江畔舀上两桶黄泥汤水，一步一步地把水挑回家来，为了怕水溅出去，水面上放一大片叶子，就可以不洒了。不知多少次，我看到他挑着满满的两桶水从雅舍下面公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慢慢地走上来。我记得他古铜色的皮肤上满是汗水，在阳光下发光。他腿肚子上的青筋打成结凸显在皮肤底下。等到他快走到雅舍平台迈上最后几层台阶时，已精疲力竭，速度越发慢了下来，我为他捏一把汗，担心他是否能够迈上最后一层台阶完成任务。他从来没有倒下来过，总是坚持到底，把水倒入厨房门外的大缸里，准备用沙漏过滤然后如释重负地大喘一口气，跟黄嫂要口水喝，闲扯几句，就哼哼唧唧地，轻松地带着他的扁担水桶又下山打水去了。一天要跑上好几回，才够我们做饭洗衣用的水。这样的艰辛才能把水运到雅舍供我们使用，如果我们浪费了水，不是该骂，是该打！ 说起那个沙漏可真神了。黄泥汤水倒入上面的一个大缸中，缸下面插有一个竹管子，流出来的水一滴一滴地注入下面的一个大缸，就是可以用的清洁的水了。据说这沙漏滤水器里面铺有粗沙和草灰，层层间隔，最上面一层是细沙，细沙上面只留出约一尺空间，可以放水，至少一小时漏完后再续入新水，接着漏，心急不行。这个很原始的滤水器可以滤出极小颗粒的杂质，我们做饭喝水都由此取用。煮开过的水，味道也不错，我们也从来没生过传染病。 雅舍旁边有两栋小建筑物，一个是厨房和旁边的猪圈，一个是有两间房的小屋，是黄嫂和老王的住处。黄嫂每年新年就到市上买回两头小猪，放在猪圈里饲养，她对这两只小猪爱护备至，每天给它们煮饲料，用的锅就是给我们煮饭的锅，记得母亲为了这个很不满意，还和黄嫂闹了别扭。黄嫂在雅舍与梨树之间的那块空地上种了很多牛皮菜，是喂猪的饲料，再加上厨房的废料和剩汤剩菜煮在一起就是猪儿的美食。渐渐地，猪儿大了肥了，可以有三四百斤重，胖得连站都站不起来。这时黄嫂就越发喜爱它们了，常常趴在栏杆上对猪说话，用手去拍拍它们。我是怎么也不敢去拍它们的。因为它们是睡卧在它们自己的粪便中。四川的猪不是黑的，是粉红色的皮，上面长白色的短毛，实在不很美丽。猪儿要是病了，黄嫂就给它们吃万金油，或者扎它们的耳朵放血，算是给它们治病，从来没有请过兽医。黄嫂就是兽医，说也怪，每次都逢凶化吉，从来没有出过大事。到了年底，黄嫂就把它们卖掉。有人一大清早就来取猪儿，猪很聪明，大概知道大限将至，死也不肯走，强迫它们走出猪圈就会“杀猪般地”大叫起来。其声凄厉无比，我把头蒙在被子里，堵着耳朵，心里难过。可是这并没有把我变成素食主义者。黄嫂倒是很快就转悲为喜了，卖猪的钱是她的外快，是她一年辛劳所获。于是周而复始，她再买两只小猪回来……猪粪虽臭，可是很有用，山坡上种的牛皮菜长得又肥又大就是上了这种好肥料，真是自给自足。 雅舍客厅里有一套藤桌椅，这是全家最豪华的家具。桌子是四方的，打扑克、下围棋都非常方便。母亲用白布做了一个围棋盘，用黑色线手缝在白布上成为棋盘上的方格，不用时折叠起来不占地方。父亲和朋友下棋就用这个棋盘。这个布质围棋盘一直带到了美国，也成了我的传家宝了。客厅北墙上挂了一条横幅水墨画，画一个渔夫在雨天中撑船，行走在山水树林中，题字为“风雨归舟”。纸呈浅棕黄色，画家是谁不记得了。这幅画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一闭眼还可以看见。 雅舍的家具多半是藤子或者竹子做的。夏天院子里乘凉用的椅子就是客厅的藤椅，每天搬出搬进。还有一个躺椅，不但可以折叠，还可以调节靠背角度的那种帆布椅，那是父亲专用的。我们小孩子就用小竹凳。每人手上一把扇子，不停地扇动，又凉爽又有赶蚊之效，一举两得。我记得我的扇子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六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虽是好朋友，你热我也热。” 雅舍养的两条狗，大一点的那条狗头上有一块白毛，父亲给它起名为白虎，小一点的那条狗背上有一条深色的毛，父亲为之取名为青龙。说是左青龙，右白虎。我猜想大概是借用古时以星宿推论吉凶时，将二十八个星宿分为四方，各以动物名之，东方是青龙，西方是白虎，因此得名。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生来怕狗，母亲也怕，连自家的狗也敬而远之。我下学回家时，青龙白虎老远地就看见我了，从雅舍的平台上纵身一跃，狂奔下山来迎接它们的小主人，我不能辜负它们的盛情，可是我心里又十分害怕，怕它们冲上来舔我的脸。要知道狗的舌头有很多用处，实在敬谢不敏。我就急中生智，把手里的书包交给它们替我叼着，一起爬山回家去。这样就顺利地解决了我的尴尬。 雅舍没有电，所以没有任何电器。我们晚上念书是靠油灯的，就是国画上面画的那种大约一尺高的一个灯座，上面有一个小圆盘。盘里有油，浮着三四根灯草芯，用火柴点燃灯草芯后，拨动灯草，决定用几根灯草照明，当然用得根数愈多就愈亮，也就愈费油，能将就时就少点燃两根。父亲给我们讲过一个有关灯草的故事，很有意思，记录如下：
有一个非常节俭的老头，答应把遗产留给最会省钱的儿子。他临终时三个儿子围绕在床前，与老爸爸作临终告别。这时他已不能言语，只能打手势。他伸出两个指头，一开一并，示意儿子们，但是谁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老头虽已奄奄一息，就是不咽气，一直打着手势。最后，最节省的小儿子明白了爸爸的意思，过去把桌上的油灯点燃的两根灯草，灭掉了一根。老爸爸才满意地含笑逝去。于是小儿子继承了遗产。
我们家里除了油灯，还有煤油灯。平时不用，有客来时才用一会儿，大放光明，因为煤油比较贵。好像是年开始，有根电线可以通到雅舍了，我们屋里有了电灯！亮得我睁不开眼睛，全家兴奋极了，真要感谢爱迪生，福及雅舍。我说睁不开眼睛是因为没有灯罩，就是那么一个赤裸裸的电灯泡，悬挂在屋子正当中，摇来摇去的，不敢正视。 四川耗子特多，跑出跑进，肆无忌惮。有一次，耗子在抽屉里搭了窝，生了一大堆小耗子，是粉红色的。我们发现之后，不知道怎么办，后来还是拿出去喂狗了。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不舒服。 我们住雅舍的时代没有照相机，所以没有很多相片留下来，现在手上仅有的一张也损伤得体无完肤了。无论如何，我和哥哥在雅舍平台上照的相片，是硕果仅存的一张。我穿的是南开冬季的童子军校服，草绿色长布裤子，上身是母亲亲手缝制的黑色布大衣，事实上是棉袄，但是式样是西式，看上去很臃肿，却很舒适暖和。那时学生都是这样，很多人都没有呢料外衣。我脚上穿的是皮鞋，不是帆布鞋，不是草鞋，不是胶鞋。那年头皮鞋好贵，父母亲的薪水负担我们一家五口的生活和学费是很紧张的。所以我记得很清楚，父亲跟我们说过多少次，如果我们的皮鞋底出了窟窿，父亲就会急出一身冷汗。 抗战期间我们虽然贫穷，但是从来没挨过饿，也没受过冻，只是没有奢侈品而已。我记得有人从美国来，送给我一个小礼物，是一根三寸宽有红色条纹的缎带。我非常喜爱它，可是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只是存起来，不时拿出来看看它，摸摸它，然后再收起来。这根缎带我一直留在身边，如今这个“美国货”又被带回了美国，它已失去了当年的光彩，不再美丽。我留着它，因为它使我想起抗战时的岁月，它代表我少年时代对美的渴望。 我所回忆的这个雅舍是年我离开时的雅舍，几十年后经过翻盖添加耳房，早已面目全非了。关于雅舍的沿革我手中最早的资料是年5月6日老舍长子舒乙先生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的一篇《找到了雅舍》，其中记载了舒先生找到“雅舍”的经过。舒先生于年到北碚开老舍学术讨论会，认识了北碚地方史志专家李萱华先生，谈起雅舍，李先生说寻找雅舍多年，不得要领，估计已经不存在了。后来舒先生回北京向其母胡絜青女士核实雅舍的地点，因为老舍夫妇是雅舍常客，不会不记得的。同年，舒先生又结识我大姐文茜，两人又讨论了雅舍的地点，所得资料和示意图寄交李先生。年春，舒先生应邀做“老舍之旅”的向导，又到了北碚，与李先生重逢。李先生说根据资料已经找到雅舍了。因雅舍前面曾有梨树，现在那个地区就叫梨园村。据舒乙先生说，自马路向上爬的石阶大约有70层，抵达一个小平台，上有方形小屋，南北两侧各添盖了一间小耳房，竹篾墙变成了砖墙，里面住了五家人，据居民称第二年就要拆迁了。这篇文章还刊出了一张雅舍相片，早已面目全非，我根本不认识了。 舒乙先生回到北京后，曾向北碚区区长写了信，建议将雅舍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存下来。当年北碚区人民政府公布雅舍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将雅舍划入红线保护区内。年上报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然后正式移交北碚区文化广播电视局管理。该局刘永宁女士与我大姐联系，要求大姐供给雅舍示意图。我大姐和我天天电脑通讯，立刻叫我画张雅舍图。我随手依记忆画了两张草图，一个立体图，一个平面图，扫描给大姐。没想到我的草图竟成了复建雅舍的根据。刘女士按照我这张立体草图找专家绘制了三幅不同的雅舍外景图，叫我们发表意见。我看了之后，觉得张张都好，美似仙境，只是离实际的雅舍差距太大了。最后，刘女士决定采用其中之一，照刘女士的话说：“依照‘整旧如旧’的原则，加以环境美化，烘托出雅舍的儒雅气氛，希望它不仅是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留恋伫立的地方。”最后圈定了一张维修效果图，也就是日后北碚雅舍重建的蓝图。后来北碚政协文史委员会和北碚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联名发出募捐和征集梁实秋纪念馆实物函件，我也收到一份，可惜隔了半个地球，直到如今我还未能亲自送去一些父亲的遗物，颇以为憾。 我读过九歌文库年散文选中的一篇文章《路过梁实秋的门前》，作者是四川的一位诗人燕晓东先生。他写这篇文章时只有三十出头。我读一个年轻人写我的父亲五十八年前住过的雅舍，感到很亲切，又有一份悲哀。他的文字把我带回到北碚，我好像是一个幽灵，跟他在一起凭吊那时即将拆迁的雅舍。他说在雅舍前看到一张布告：
梨园村十到六十号的住户，因该片区即将拆迁，请你们在二十五号前（本月）带上租约，到下面公路旁边摸底调查登记处，进行拆迁前的登记和预订户行工作……北碚区城市房屋拆迁工程处。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我想这个公告大概就是重建雅舍的前奏。可是燕先生那时不知重建的计划，还着实地感叹了一番，愤怒地斥责政府部门要铲除梁实秋的这点遗迹。我感激他的爱心，同情他的愤怒。诗人就是这么可爱，会对那点“遗迹”动真情。 从燕先生的文章里，我发现一位想进入雅舍遗迹的人士，于年假冒了梁实秋女婿的名义，说是刚从美国回来，去看过雅舍。这绝对是位冒牌女婿。我想为了要看一下雅舍，撒个小谎，也无伤大雅。 据《人民日报》载，年0月雅舍原址里的所有住户均已妥善搬迁。我真希望如此，否则怎么对得起那五位搬迁的住户？我希望他们都搬到更好的住处，以补偿搬家带给他们的不便。2年8月修复工程正式开始，为了使这座崭新的雅舍便于管理，增建了供水系统和照明系统，还在雅舍门前种植了新的梨树恢复旧观。本打算在雅舍右前方竖起一尊汉白玉的梁实秋雕像，向我要了父亲的正面和侧面相片，作为艺术家设计的依据，我也看到了雕塑设计方案，父亲穿长袍，脚边还有一条狗，不知是青龙还是白虎，后来有困难而作罢。这倒也好歪打正着。我记得父亲在台湾写过一篇关于为某人立像的文章，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意见。我想父亲若有灵知道有人要为他立像，恐怕会坐立不安。 重建的雅舍名字叫“梁实秋先生纪念馆”，原来是一片田园风光的雅舍，现在是北碚市区的黄金地段。我还没有去过，不过有两个去过的人都照了相片给我寄来。一位是舒乙先生，一位是我大姐的幼子王政先生。从这些相片我发现他们还为雅舍建造了一扇大门，很堂皇的模样，上有一横匾“梁实秋旧居”，是父亲的笔迹。屋前的平台变大了，而且有花砖铺地，左方的一片牛皮菜，现在变成绿草坪了。 我和大姐有时谈起我们在雅舍的岁月，大姐说雅舍其实是个陋舍，只是曾为文人雅士荟萃之处而已。大姐随手打给我（电子邮件）唐朝刘禹锡的《陋室铭》来比喻雅舍：“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子云：‘何陋之有？’” 雅舍来往的人物中的确雅人甚多，真是“往来无白丁”！最使我难忘的一位是卢冀野先生。第一，他的外貌与众不同，他非常肥胖。那时大家都很清苦，劳动量高，油水少，要吃得那么胖是很不简单的。卢先生爱吃肥肉，恐怕是致胖的主要原因。他爱下棋爱喝酒，三杯下肚，诗兴大发，饭后拿出笔墨宣纸，一挥即就，是位很有才华的饱学之士。他不修边幅，邋里邋遢，也不是很清洁。但是父亲笃爱其才，一切都可以忍受。父亲与卢先生还有一段不平凡的共同经验，就是代表参政会参加华北慰劳视察团到中条山慰劳前线战士。这些有趣宝贵的经验都详细地记载在父亲的《记卢冀野》一文中：
我们由西安到洛阳去，冀野、邓飞黄和我三个人在陕县下车，自告奋勇，渡黄河上中条山。事前李兴中师长告诉我们，到中条走一遭，九沟十八坡，只能骑马，山路崎岖，形势很险，要三四天的工夫。我们年轻胆壮，贾勇出发。在毛津渡过河之后就要骑马。冀野从来没有骑过马，而军中马匹都是又小又瘦的那种类型，而且不是顶驯顺的。冀野的块头大，经马夫扶持勉强爬上马背，已经有摇摇欲坠之势。拍照之后，一声吆喝，马队开始前进。没走几步遇到一片酸枣林，下有积水，随行的马夫绕道步行，这时候冀野开始感到惶恐，马低下头去饮水，使得他搂着马的脖颈锐声大叫，这一搂一叫不打紧，马惊了。一马惊逸，所有的马跟着狂奔。冀野倒卧在地，我在马上只听得耳畔风声呼呼的响，赶紧低头躲避多刺的枣枝……我的马跳跃一道土沟时我被颠落在地上了……几匹马一口气奔回营部。我们三人在荒野中踉跄缓步……第二天，营部人员说我们要开始爬山，鉴于冀野肥胖过人，特别为他备了一匹骡子，比较稳定而且能载重。不料骡子高大，他爬不上去，几个人推送也无法上去，最后找到路边一块巨石，让他站在石上，几人搀扶之下才跨上了骡背。入山不久，冀野在骡背上摇摇晃晃，大汗淋漓，浑身颤抖如肉冻，无法继续前进。三人会商，决定派人送他回去。于是他废然单独折返。后来，我在他的房间墙上看见挂着一帧放大的相片，他题字曰：卢冀野马上之雄姿……
前不久，遇到一位与卢先生甚为熟稔的女士，她说每次和卢先生同席吃饭，必定要坐在他身旁，我以为这位女士爱慕他的才学，想和他多攀谈几句，哪知她的理由是坐在卢先生身旁，他口水四溅时就不会喷到她的脸上！ 有关卢先生的趣闻甚多，人称“江南才子”，是真才子自风流。我小时常唱的一首歌《本事》，就是卢先生在20岁以前写的词，后由黄自谱的曲。一直到现在，我还爱唱，“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我们不知怎么睡着了，梦里花儿落多少？”意境美极了。可惜他命途多舛，享年只有46岁，95年就辞世了。以现在的观点看，他的肥胖症恐怕是他的致命伤。 父亲的《雅舍小品》第一集第一篇就是《雅舍》。他的这篇文字已被广大读者阅读，甚至有人专门研究它，用来作为教材。我在网上读到一篇五位作者联名写的文章，研究雅舍一文中之生难字词，问题与思考，推测作者之人生观，归纳雅舍之特性等等。雅舍既然有这样大的号召力，我希望我的这篇拙作，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使读者更能进入雅舍平淡世俗的层面，对雅舍怀有浪漫憧憬的人还可以回到现实。
陪都忆旧
抗战期间，重庆成了国家的中心，战时就叫“陪都”。抗战八年，我有六年多是在沦陷区北平度过的。一直到我外祖母去世后，年冬天才随母亲哥姐起早入川。那时我岁，上小学六年级。次年夏抗战胜利，等候交通工具一年，然后复员返平。所以，一共在重庆两年多。时间虽短，这是我一生中的首次大迁徙，一切见闻经历，印象极深。 父亲是抗战开始时离平入川的。我们母子一行四口，于抗战胜利前一年投奔住在重庆北碚雅舍的父亲。那时通讯只有写信或电报，没有电话，电报是靠人的两条腿送到府上的，所以消息不是很灵通。我们没能在和父亲约好的抵达时日准时到达，害得父亲跑到青木关接我们落了空。要是那时有手机就好了！我们只好自己想办法搭车到北碚。到北碚下车时，还是没人接，两眼茫茫，又不知道父亲住在哪条街上，门牌多少都不知道。以前写信都是写“四川北碚雅舍梁实秋”就收到了。于是我们只好厚着脸皮向附近兜生意的脚夫打听，雅舍在哪里。幸好一位路过的先生知道雅舍，听说我们是从北平千里迢迢抵达北碚的，他自告奋勇为我们带路，脚夫们扛起我们的行李就叫我们跟着走。那时母亲的关节炎尚未痊愈，无法走远路，于是雇了滑竿抬着母亲，在黄土路上走了好久，就说到了。但是我没看到房屋，没有路标，更无门牌。脚夫说还得爬山，于是我们拾级而上，到了半山腰，看到一小栋民房，这就是雅舍了，我们终于找到父亲的家了！那时的兴奋，简直无法形容。我哪里知道这栋小小的雅舍半个世纪后竟成了北碚的景点！其实现在的雅舍已不是从前的雅舍了，而是由我记忆画图，由专家重新设计建筑的“高级”雅舍了。我说高级是因为这个新雅舍大概是有自来水和电灯的！我想那个猪圈大概没有重盖，房前的梨树大概也随着时间的消逝物化了。 我住雅舍的时间很短，因为多半时光是在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度过的。南开是住宿学校，没有走读生，所以，我2岁离家住校，每年寒暑假才能回家与父母团聚。父亲那时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国立编译馆做义工，响应政府要求公务员兼职不兼薪共渡国难的号召，父亲只领参政员的薪金。那样菲薄的薪水一人度日还可以维持，突然增加了我们四口，还要送我们到南开中学，其艰苦可想。母亲立刻找到工作挑起抚养我们三个孩子的责任，从来没有让我们受半点委屈。那时物质上虽然贫困，大家也会穷中作乐，记得大人孩子都爱唱歌、唱戏、下棋、玩纸牌、摆龙门阵（川语：聊天）。这些都是不花钱的娱乐。 暑假我回家时，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晚饭后，坐在雅舍前面的一小块阳台上乘凉。这时父亲的近邻好友就会来聊天。一直谈到入夜才尽兴而去。常来的客人有老舍、老舍夫人胡絜青、卢冀野、蒋风白、李长之、萧伯青、朱锦江、杨中子、李清悚、赵清阁、方令孺、顾一樵、席正庸、陈可忠等前辈。那时家中的客人多为文人雅士，好像每位都能诗能文，还可以随兴对客挥毫。我是小孩儿，也喜欢扎在大人堆里，请他们给我的纪念册上画画儿或留言。这本纪念册我一直留在身边，看到它就仿佛又回到了抗战时期。 我到北碚后就插班进入重庆师范第二附属小学。第一天上课，老师带我们唱歌，唱的是抗战歌曲《松花江上》，没有乐谱，没有歌词，就跟着老师一句句地唱。于是老师唱我也唱：“揪（九）一把（八），揪（九）一把（八）！”心中不明白，为什么老师要我们“揪一把”。我是沦陷区长大的孩子，哪里知道“九一八”的意义呢？ 最使我难忘的一次北碚经历是“七七献金运动”。那时同仇敌忾，士气极高，一经有人振臂高呼，马上全民响应，真的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父亲没钱，可以出力。可是一个文人怎么出力呢？于是老舍和父亲出了个好主意，来个对口相声，算是献金晚会的节目之一。这就成了以后文坛上人人乐道的一件逸事。这次运动还有义卖会，人人捐献实物义卖。我以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本小小的纪念册，这就是我所说的含有朋友和长辈们书画的那本小册，下文我要专门叙述。 北碚附近有个北温泉，偶然我们也去洗个澡。我记得有一次和大孩子们一起去嘉陵江边骑马到北温泉。四川马很矮小，但是对我而言还是很高大。我没有任何训练和骑马的常识，就爬到马背上去了。会骑马的大孩子一马当先，飞驰而去，我的马跟着就跑。我在马背上被颠得三魂掉了两魂，不知如何叫马停下来，把我吓得魂飞天外，死命抓住马鬃，只求保住一条小命。好不容易马累了，停下来了。从此，我对骑马颇具戒心。 南开中学在后方算是首屈一指的重点中学。虽说是男女同校，事实上是男女分开上课的。我们女生在受彤楼上课。校舍是专造楼房，这一点就算是非常奢侈了。虽然玻璃窗破了，要用纸糊，水管子里多半没水，洗脸都成问题，更不要谈洗澡了。吃饭是八人一桌，平价米饭管够，菜只有四样，多半是水煮青菜豆腐之类，用土制的碗盛着，也只有半满，要是有一点榨菜，或者肥肉就算是开斋了。因为榨菜又咸又辣，可以下饭，那年头，不管什么营养，色、香、味，有什么吃什么，填饱肚子要紧。我们班只有我和张才蕙两个周末留校，其他同学都周末回家。于是我和张才蕙同病相怜成了莫逆，可以回家的同学都从家里带来私菜，放在罐中。等到公菜一抢而光时，就把私菜拿出来自己一人享用。我家远，没有私菜。偶然母亲托人给我带一小罐加盐的猪油，我就可以拿一勺白白的猪油拌在热饭中，香喷喷地滑滑地吃下一大碗饭。这是很难得的享受，现在想起来有点恶心。有时母亲会托人给我们带来核桃和加糖的炒黄豆粉。吃核桃的方法是将门半开，把核桃放在门和门框之间，轻轻把门关一下，核桃就裂开了。吃黄豆粉的方法是用崭新的钞票一张，延长边对折，再打开，就是一个简便的勺子，用钞票盛起一勺黄豆粉，倒入口中，紧闭双唇，别笑，别说话，过一会儿，口水就把黄豆粉溶成糊状，又甜又香，好吃极了。有时，同学恶作剧，在你口中有黄豆粉时，偏要逗你笑，不得了，一笑就会把黄豆粉喷得好远！现在回想，还觉得好玩儿。 有人说南开是“贵族学校”，也不为过。因为米饭管够管饱。吃过平价米的人大概都记得是什么滋味，里面除了稗子、谷壳、沙子外，还免费外敬动物性食品，小肉虫、耗子屎。每顿饭有热汤，装在一个直径约三尺多的大木桶里，也管够。多半是盐水里漂着几片菜叶，不见荤腥。味道嘛——我记得是那个大木桶的味道。听说男生部食堂的汤里有肉，我们好生羡慕，原来是汤桶见底时，有煮得烂烂的死耗子一只，也算见了荤腥！我每顿吃三碗饭，卡路里不缺，长得胖胖的，其实是营养不良。别的学校饭不一定管够，所以贫富完全是比较性的。老师们不和我们一起吃饭，他们在隔壁的小餐厅吃。我从来没敢进入老师的餐厅，想来他们的伙食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说起私菜，我记得一位同学实在抵不住诱惑，偷吃了别人的私菜，被查出来了，老师给她记了大过，公布了姓名。她羞愤自杀了。后来，放私菜的柜子的门上加了锁，到开饭时才由负责老师开锁。这个案子一直在我的心中无法拭去。那时我才2岁，我立志长大要从事教育工作，要用爱心去教育感化孩子，我想爱心的力量是强过严格的教条的。 我的宿舍是受彤楼后面的一片平房，一共三排宿舍，第一排由女老师们居住，第二、三排学生住。但是第一间屋子由一位舍监老师居住，看管我们。每间屋子六个同学，完全军事化管理。晚上熄灯前老师点名，熄灯后绝对不准说话。宿舍大门上锁。对外窗户都有铁条，坏人不能入，好人不能出。这就发生了如厕问题。早上查卧室整洁，要打分。我们的床是架在两条条凳上的三四块木板，上面放自己家里带来的被褥。床单一律只准用白色，每人自备一顶白色圆形蚊帐。早上只有几分钟要穿戴整齐，把蚊帐先叠起来，朝上卷，再开卷，缠绕在离帐顶约一尺部位，将尾端塞紧，成为一灯笼形。蚊帐是挂在房顶上的。床铺要使它成为一块豆腐干，要见棱见角。特别讨好老师的同学，自备木板用来夹棉被，使边缘呈90度角，则可得高分。床下可以有一个小箱子，其他什物一概不准放在屋子里。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墙上绝对不许有任何字画装饰，所以这间屋子是清一色白色。四川蚊子臭虫特多，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改善了。臭虫是真的臭。夜里出动，随手一抓就是一把，弄得枕头被单血迹斑斑。白天它们藏在床板木缝里，或者蚊帐的折叠里。我们有时用针去把它们挑出来，穿在针上，像一串糖葫芦，臭极了。只有一次，校方可怜我们夜里不得安睡，安排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灭臭虫运动。老师命我们把床板运送到离我们宿舍很远的地方，集中起来用开水煮杀木板缝中的臭虫和卵。等到晚上，再自己去把木板取回。搭好床铺睡觉。我们都感到很困难，因为木板很重，不是我们体力所能负荷，只好同学彼此帮忙，多跑几趟。但是这样一折腾，木板都乱了套了，很难找到大小厚薄长短相似的木板。我们也只好听天由命了。这些小小的不如意，在抗战期间实在是不值一提的。那时应付小小的人生问题有个名词，叫“克难”，克服困难之义。 那时南开初中部都要受童子军的训练。穿草绿色上衣，黑裙，戴藕荷紫色（南开校色）三角巾；佩戴童军绳，学习结绳，应付野外生活各种需要；行三指军礼，代表智、仁、勇三德。夏天还要举行露营，搭帐篷，挖沟防水淹，自制灯笼照明，在野地里生火做饭，这些老师还要打分呢！我们都乐此不疲。 童军课是必修的一门课程。其实那时初中课每门都是必修，根本没有选修。童子军是一百年前（）英人贝登堡爵士首创的一个以野外活动训练方式培养青少年成为快乐健康的公民的组织。此组织于民国元年传入中国。童子军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军事性的。我所受的童子军训练对我的人品性格的陶冶绝对是有益的，我已是七十有五的老人了，仍念念不忘童子军的教训：“日行一善。”每天要做一件好事。因为童子军老师说的，一日童子军，一世童子军。所以我是一个老童子军，引以为荣！ 我在南开时最难忘的一次活动是因张莘夫到东北被刺引发的一次爱国游行。高中生都可以参加游行，我们初中生不准去，因为要从沙坪坝步行到重庆，路途太远。我不听话偷偷参加了，爱国我是绝不落后的，那激昂的情绪，热血沸腾的感受，至今难忘。 抗战八年，中国人民生灵涂炭，年终于结束了这场世界大战。我记得年8月0日下午，正值暑假，我在雅舍，突然听到小报童狂喊：“号外！号外！日本投降号外！”我飞奔出去拦住报童买了号外，全家疯狂。不一刻，又有叫卖号外声，当然还要买。我们一共收购了三个版本的号外。十四号晚我们参加了火炬大游行，庆祝抗战胜利。平时我们小孩哪里可以玩火，这一天，大人也都疯了，不管我们了，我们大撒欢儿，每人举着用竹条蘸在煤油里做成的火把，浩浩荡荡地在公路上走，一直走到北碚市区。 兴奋过了，要冷静地思考如何返乡了。突然间我们外省人（四川人叫我们下江佬）都要返乡，哪里有那么多的交通工具？于是我们苦等了一年，才买到船票，顺江而下直达南京，正式结束了我在陪都的两年生涯。 我们收购的号外计有：《新民报》、《嘉陵江日报》和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直属北碚区执行委员会发出的号外。父亲还保存了8月6日的《中央日报》，正式报道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这些文件我非常珍惜，这是无数人民的生命和血泪写出来的历史，我要好好保存。于是在我学画学裱画的年代里，我亲自把号外托裱起来，使发黄的、比草纸还薄的，一碰就破的纸张可以永存。近年来，拿出把玩后，又翻译成英文，将来留给不识中文的后人收存。 六十多年一晃过去了，记忆犹新。
再度离乡
抗战胜利复员到北平后两年多又再度逃难到广州，半年后到台湾。这回是走水路，跟第一次起早入川逃难有迥然不同的经历。 年冬父亲带着哥哥和我仓皇离平，抢先至天津购买船票南下，母亲因料理三姑房产未能同行，打算随后就来。记得在北平火车站父亲、哥哥和我在逃难途中与大姐道别时，我已泣不成声，可是我那时哪里知道这一别的意义呢？从此，我们姐妹俩各自一方，度过了全然不同的宝贵年华，等再见面时都年已半百，不堪回首了。到车站送行的还有好友李洁珠、王慧颖，至今不知下落。 我们到天津后，借住天津港务局招待所。那是一所洋房，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开洋荤住洋房。我在这栋洋房里只住了一周，却有极深的印象。这栋房子里的厕所设有洁身器，是法国旧式的，对我这个土包子而言，真是开了眼界，从此牢记在心，认为文明人应如是也。一直到半世纪后日本人发明了简便洁身器传到美国，我才享受到了现代人的厕所文明。 我们邀天之幸以仅有的一点金子买到了四张船票，那个荒乱年头，纸票子早不管用了。就在这个当儿，平津铁路不通了，母亲被截在北平，但电话尚通，母亲毅然决然地叫父亲带着我和哥哥不要犹疑，立刻南下。我记得父亲那时的悲怆沉痛，因他再一次要与母亲分离，此去不知何年何月再能团聚，他坐立不安，暴躁如雷。我就只知道放声大哭，哥哥一言不发坐在床上发愣。 我们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挤上了湖北轮，这是开出大沽口的最后一条开往香港的船。湖北轮本来是货轮，只有上面两层是客舱，已由洋人或“高等华人”所占。一般老百姓虽付出了比头等舱还昂贵的黄金两数，却只能被“赶”入统舱。我用“赶”字是很恰当的动词。船员对我们的态度，和赶猪猡相仿。我们登上甲板后，就立刻被赶入一窄小的洞口，洞口有极陡的金属梯，向下通到统舱的金属地板上。“统舱”也者就是一大间无通风设备的房间。正中间有一约二十尺见方的活动天花板和地板，上货时可由甲板上的起重机直接将货物卸下，进入统舱或统舱下层之底舱。船主看准了运货远不如运人利润高，所以卖出了几百张统舱票，把我们像猪猡般赶下统舱，把洞口铁门一关，任我们自生自灭了。 统舱本无舱位，成百的难民拥入之后，立刻陷入一极端的混乱局面。机警的人立刻打开铺盖卷，占地盘，有位潮州老乡，一时来不及打开被褥，竟以四罐康乃馨炼乳放置地板上，声言以炼乳为四角的长方形地面已为他所有，别人不可侵占。幸有位山东老乡气愤不过，一脚丫子把炼乳踢了老远，骂道：“这是什么时候了，大家逃难，应该同舟共济，你这么不讲理，俺揍你！”这时许多愤愤不平的人群起响应。潮州老乡一看情形不妙，立刻收兵。爸爸忙着排难解纷，扶老携幼。不出十分钟，大家各就各位。聪明的人占了较大的地盘，不但有地方安放行李，而且又可以躺平，甚至有翻身的余地。我们一家三口突然发现只得“立锥之地”。我们的行李只有三只箱子，放在地上一小堆，我们站在箱子旁边，无助地发呆，不知所措。很快地，我们又发现，我们足下的那块“立锥之地”也不属于我们，那是大家出入必经的甬道。 人在得到基本的安全感之后，才谈得到礼、义、廉、耻。这时，我们四周的芳邻竟有人对我们这傻傻的一家表示了关怀。有人说，在他到甲板上去解手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腿伸直，占用他的“地盘”活络一下筋骨。我们感激人与人之间每一分每一厘的关怀与同情。在人类丑恶狰狞的面目中，我永远可以寻到清新纯洁的花朵，维持我对人的信心。 湖北轮在军队的枪声恫吓下立刻拔锚驶离天津码头，以致无时将底舱装满货物，就这样头重脚轻地驶出海河，摇摇晃晃地在渤海中航行。军队鸣枪的目的是使湖北轮靠岸，载部队南撤。聪明的船主当然知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有枪杆的人是不会付金条的。我们的船因重心不稳，恐有翻船之虞，被迫转向，驶往韩国上货。 开船后不久，船员给我们送来了第一顿饭。他大声吆喝着：“开饭喽！快起来，大家来领饭。”他自洞口送下来的是几大洋铁桶含有砂砾的糙米饭和一些青菜汤。我们都非常饥饿口干，大家没作声，乖乖地吃了下去。每家人都取出私菜佐餐，以补不足。到了晚上，大家安静下来，各自找个比较舒适的姿势睡去。我们一家无“床位”，爸爸就睡在甬道中的一堆箱子上，可以伸直腿，但是箱子高矮大小不一，身下起伏不平，而且海上风浪甚猛，船摇摆幅度过大，爸爸常有滚落之虞。我和哥哥也睡在别人的衣箱堆上，但无法伸直腿，只能蜷曲着，我的头上挂有不知谁家的网篮，里面装满什物，随着船的摇动在我的头上一尺处前后左右地摇摆着，不知何时会落下来。我们都不抱怨，这是逃难，不是享乐。我旁边的一位大学生比我们还惨，他只能坐着睡觉，他也一声不出地忍耐着。一旦每家把地盘占好后，不管公平不公平，似乎大家都乐于“命”。“富有”的“地主”心安理得地享受他的“安身”之处，“无产”者如我家和那位大学生也能与“地主”们和平共存。 我们的船到了仁川，趸了大批的鱿鱼干。其腥臭加上我们乘客所产生的各种气味，在那密不通风的统舱中酝酿出一种难耐的气息，即使不晕船的人也要呕吐。后来又去了釜山港上货，我们趁机上岸去散步，并寻些吃食。那时的韩国十分贫困，码头附近有许多乞丐。我们买了一篮苹果，跟在我背后的小孩跑上来抢了一个就跑，一边跑一边吃。我没追也没喊，我想那孩子一定饿极了。我很想买一件有韩国特色的纪念品，但是我只找到了一条日式丝巾，带回船上。同船的一位靖宇教授（不记得姓了）不知哪里找来的毛笔，给我在丝巾上写了老子道德经中的两句：“慈故能勇，俭故能广。”我好珍惜这件纪念品。它不但使我想起湖北轮的一切，更使我回顾60年前韩国的贫困，我买苹果和丝巾的海港今天该是繁荣和平的大都会了。 大家都回船后，彼此讨论着寻购到的水果食品。独有那位大学生什么都没买，他垂着头，尽量不去注意我们的鲜果。爸爸取了一枚大红苹果送给他，他不要，爸爸坚持，最后终于千恩万谢地收下了。他把苹果拿在手中，仔细打量，再嗅一下它的香气，然后就将苹果在他的领子上摩擦。一天两天过去了，他没吃，只是天天闻着它，在领子上不断地打光。我们的苹果都吃完了，他的那枚“硕果仅存”的苹果擦得十分艳丽，他坐着睡熟时，清癯苍白的脸孔映着那深红的苹果，成为一幅十分感人的画面。我至今仍记得这位不知名姓的青年和他的苹果。他若仍活着也应是八十左右的人了，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湖北轮的往事。 湖北轮进入黄海后，天气转劣，如山的巨浪无情地袭击着我们这条小轮船，露宿在甲板上的难民全部湿透，在2月的严寒海风中战栗。他们用绳子将身体与衣箱捆在船栏杆上，以免被海浪卷走。我们住统舱的比甲板上的难友又略胜一筹了。 在海上漂了十天左右，渐进东海，气温转暖。我们都仍穿着北国严冬的厚重寒衣。爸爸穿着中装，长羊皮袄，仰卧在丘陵起伏的衣箱堆上，手拿一本线装《杜诗集注》，养他的浩然之气，同船难友均尊称爸爸为“梁教授”。 在船上的时间愈久，伙食愈坏，船员对我们的鄙视无礼愈难忍耐。一日，给我们送饭下来的船员照例用喊猪猡似的口吻对我们斥骂着。突然，父亲自他的“床位”上一跃而起，伸手把船员口中叼着的香烟掼在地上，劈头大骂道：“你不要欺人太甚，下次我再看见你叼着香烟送饭，我就揍你……还有，你这种连猪都不吃的伙食，我们不再接受……”温文尔雅的梁教授居然说着就卷起袖子来做打人状。众多年轻小伙子立刻聚拢来把那傲慢的船员团团围住。好汉不吃眼前亏，那船员连忙作揖道歉，抱头鼠窜而去。第二天，果然加了菜，换了一位船员送饭，态度良好，嘴上没叼香烟。从此，在大家眼中的好好先生竟成了“英雄”了。这次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父亲寻衅动武。 湖北轮载着我们这批最后离开天津的难民在海上与惊涛骇浪搏斗了十六天，终于平安抵达香港。这十六天的经历使我突然成长。我见到了大海，也看到了真正的人性。 父亲、哥哥和我三个人抵达香港后，有“厚德福”饭店的张诗舫先生接待。厚德福是在全中国各大都市都有分号的饭馆，与我家有过密切关系。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厚德福的大股东。所以，我们逃难时备受当地厚德福饭店的照顾。张先生把我们接到一家旅馆休息。我记得我们进旅馆的第一件事是洗澡，然后才想到别的。张先生居然还带我们到一个小公园照了一张相留念。 第二天就到广州去了。到了广州我们租了一辆出租汽车直驶中山大学去找陈可忠校长。陈伯伯是父亲北碚时代的老朋友。可是我们不知道陈校长的办公室在哪里。正在焦虑时，父亲叫司机随便停在一栋大楼前，进去打听一下。父亲进入大楼，我和哥哥坐在车中等候。不一会儿，父亲兴奋地跑着出来了，大喊着说：“你妈出来啦！出来啦！已经到上海啦！”我们莫名其妙。 原来父亲进入大楼后，打听校长办公室在哪里。巧遇一位旧时熟人，说收发室有父亲一封信，正不知道如何处理呢！他打开书桌抽屉，拿出来一封母亲从上海寄出的信，告诉我们平安抵沪，并将搭船南下与我们团聚。这一惊喜可非同小可，造化弄人，我们的悲欢离合竟这样戏剧化！ 父亲在中山大学获得一教授职位，住进教授暂时住宅，是一栋教学大楼平山堂的半间教室。不几日，母亲抵黄埔，父亲去接，又失之交臂，回来后正发愁，突然母亲径自走进屋子里来了。她穿着一件黑紫羔皮大衣，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袱……我们就这样地团圆了。那年头，逃难没有手机，接人总是接不到的。 见到母亲后得知她是如何逃离北平的，后与大姐核实才得全貌。我们走后，母亲替三姑办理的房产问题也解决了，那时北京已经围城多日，城外机场已陷。此时炮声隆隆，人心大乱。国民政府派了两架飞机到北京接一些学界人士南下，临时在北平城内东长安街建造飞机跑道。母亲得知迎接学人名单上有父亲的名字，可用父亲的名义上机，但须立刻到北京饭店报到，一小时内飞机起飞。大姐希望母亲不要走，母亲不肯，一定要走，仓促中提了一个小包袱就上了飞机。母亲上机前，大姐给母亲一条军毯，怕她飞机上冷。那条跑道是东单广场，本是一个大操场，临时铺平了一段由崇文门至东单约有二三百米长的土道。飞机由南到北滑行，至北端强行起飞，擦着东单菜市场的房顶向北飞去再盘旋向南飞去，好险！终于顺利地飞走了。大姐看着飞机没有摔下来，才放心回家，倒床放声大哭。从此大姐再也没有见过母亲。母亲后来把军毯带到美国，我一直保存到今天。它是这一幕生离死别惊险镜头的信物。 母亲抵达南京后，直奔上海，寄信给中山大学梁实秋收，通知我们她出了北京，并将乘船至黄埔，嘱我们去迎接。中山大学那么大，有那么多栋楼，我们就这么巧在到达广州的第一个小时内看到了她的信。迷信也好，巧合也好，冥冥中似乎都有安排。 在广州六个月的平山堂生活也是很值得纪念的。父亲有《平山堂记》一文，有详细记载。后哥哥回北京北大复学，我和父母到台湾就过着各自不同的生活了。
本文选自《春华秋实》，梁文蔷／著，北方文艺出版社，年2月。
文章来源为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侵权请联系责编；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仅供参考、交流之目的。合作小编欢迎
转载请注明：http://www.braliyuereneilu.com/rgls/641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