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八十年代的另类记忆

襄诗襄阳渔夫-11-06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一个阳光灿烂，充满美好希望的年代。平反昭雪，拨乱反正，人们心情舒畅。一切都那么朝气勃勃，一切都那么美好，一切都那么充满诗意。人们对明天，对将来，都充满了无限美好的希望和憧憬。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

热烈欢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

人们到处都在传唱着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人们的世界观，也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三观在迅速地改变着。不，不仅是世界观在迅速地改变着，甚至生活中的一切方面都在迅速地改变着。年青人更充满着对朦胧美好爱情的渴望和向往，都徜徉在希望的田野上。对年轻人来说，对书和知识的渴望，远胜于对其它物质的渴望。尤其是文学青年，对前所未闻的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对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的作品，一经发现，马上便如饥似渴地捧读起来。当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等文学巨匠的作品只要在书店一出现，马上即被抢售一空。一个个都象一条条饥渴已极的牛，突然闯进了一个长满茂盛青蔬的菜园一样，迫不及待、不顾一切地啃吃起来。一切都那么新奇新鲜和美好，象发现了一个崭新美好的新世界一样。

八十年代初，在市人民广场马路北侧，是原市总工会，工会大楼院子前面二楼有一个图书室，同时也是个对外开放借阅的图书馆。负责图书外借的图书管理员是个年青的姑娘，姓李，人们都叫她小李。小李具体叫什么名字，她曾告诉过我，很惭愧，现在已记不得了。只记得她中等个子，胖胖的，眼睛很明亮，看人时忽闪着明亮的光。

那时的工会图书馆不像现在的图书馆，人们可以随意进去在书架上选书取书，选好后用借书证去登记或扫描刷卡。而是书库外面有一个柜台，柜台的抽屉里放满了写着各类图书名字和编号的卡片，你要想借书，就要先在抽屉里面的卡片里选，选好书名卡片后，再交给管理员小李，由小李按着卡片上面的书名，到里屋的书库里的书架上去取出来，然后再在你的借书证上登记好后，再交给你。一本读完归还时再予以注销，注消后，才可再翻卡片借下一本，手续很是繁琐。

我也常去工会图书馆借书，因是常客，一来二去便和小李很熟了。再后来，小李给了我作为一个普通借阅读者的最高规格的“级别待遇”：即不让我和其他读者借书人一样，借书时在抽屉里的卡片上翻来覆去地找了，而是掀开柜台，让我一个人直接进到书库里面，到书架上去直接找我想要借的书。找到以后，再拿到前面来，让小李在借书证上登记，归还时予以注销。别人一次只可借一本，而小李则同意我一次可以借两本或三本。

由于经常出入书库，久而久之，我便生岀了一个邪念——偷书。看到排排书架上琳琅满目的各种名著，我恨不得一口吞了下去。更恨不得把它们都搬回家，成为我自己的藏书。那时的书说不上贵，贵的也就一块多钱。但对当时月工资仅40来元的我来说，偶尔买上一两本是可以的，但见到好书就买也是买不起的。再说，新华书店里这样的书也不是常有的，每到一本新书，很快就被一售而空，有些甚至是难得见到的。所以，一有时间我就到图书馆去借书。产生偷书的邪念以后，经过一番不怎么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邪念占了上风，我开始将偷书行动付诸实践。记得第一次偷的是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我把那本薄薄的《金蔷薇别在紧贴脊粱的裤腰带里，外面紧扎着衬衣，衬衣外面又有外套，一点也看不到痕迹。然后再拿着本选好的另外的一本书，走出书库来到前台，让小李在借书证上登记。一待登记完毕，我就迅速离开图书馆，快步走下二楼，直奔大门而去。直到岀了工会大门，过了马路，来到广场，我砰砰直跳的心才停了下来。

有了第一次，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第二次第三次我记得偷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第五册和第六册。我垂涎这套书已久矣！只是当时书店也没看到卖的。《资治通鉴》第五册和第六册记叙的是三国魏晋史。因看熟了《三国演义》，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所以对这套书向往已久。第一次和第二次心跳之后，到第三次第四次时，我已练就成“脸不变色心不跳”了。有时还一次连偷两本。那两册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我一次偷出来的，手法照旧。记得除了《金蔷薇》和《资治通鉴》、《史记》之外，偷的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上下册。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具体有多少本我已记不清了，大慨有十多本吧。小李始终没有发觉，仍一如既往的给我以特殊规格的”级别待遇，“仍让我一去就直接进书库选书。还是别人一次只许借一本，我仍可以一次借两本甚至三本。

我计划把那套《资治通鉴》和《史记》再偷几本后就“金盆洗手”。因为书库里，那套20几本一套的《资治通鉴》和《史记》，都只有一套，如果全部偷走，书库里完全没了这两套书，就会被发觉，这会影响到小李的。所以只计划再偷几本就”金盆洗手“。就在我计划把那套《资治通鉴》和《史记》，还有其它的几本文学名著再偷几本就《金盆洗手”时，小李忽然被调离了图书室，到工会办公室去了。我也不知道，小李工作的变动是否是因为我窃书的原因————书库老是失书，还是单位予以重用。反正小李是离开了图书室，调动了她的工作。一想到此，我便心生内疚。

现在想来，我比鲁迅笔下的孔乙已老夫子幸运。孔老夫子也不知偷了几次书，也不知得手了几次，但却被人家发现了几次，还挨了几次胖揍，一次还把腿给打折了。我想，我偷书的事如果被小李发觉了会是什么情况呢？——去告发我，把我送交有关部门，也让我挨一顿胖揍，估计小李是绝对绝对不会的。但取消我的“级别待遇”，不再让我再一个人单独进入图书室书库选书了是有可能的。但这事也很难说，也许小李同志会动恻隐之心，对我网开一面，一顿嗔怪，教育批评一番之后，让这特殊的级别待遇仍继续保留下去，友谊或许也会更好地发展下去。……总之，那是一个多梦时节和多梦的年代，我对此亦曾有过无数乃至N个结果的设想。

因有愧疚之心，加上小李没在图书馆了，我享受不到那个特殊的级别待遇了，工会图书馆我去得少了。后因工作变动，新的单位也有图书室，工会图书馆我几乎不怎么去了。最后一次见到小李是在人流匆匆的大街上，当时她正和男友在一起。听她介绍说，男友是一位中学教师。几句客气话之后就匆匆而别。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小李姑娘了。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地市合并之后，往昔的市工会和图书馆也早已物去人非。匆匆而过的时光消去了许多记忆，而唯有这个八十年代初的另类记忆仍留在脑海里，久久未能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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